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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毛烏素:“沙漠”沒有消失,只是被人類縛住
    2020-06-19 09:17:12
    華夏經緯網
     

     一輛汽車行駛在榆林市橫山區沙漠治理與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(2018年8月4日無人機拍攝)。

      拼版照片左圖:1998年8月,榆林市靖邊縣郭成旺老人帶著曾孫行進在沙漠中。老人的希望是:子子孫孫植樹造林,直到沙漠都變成綠洲;右圖:2020年5月22日,99歲的郭成旺老人(左)與孫兒郭建軍抱著當年栽下的第一棵楊樹,向參觀者介紹當年植樹的情景。本報記者陶明攝

      前不久,“毛烏素沙漠在榆林消失”的消息,讓許多人震驚、質疑、好奇、向往。最近,草地周刊記者行走陜西省榆林市境內毛烏素沙地腹地調查發現,已經很難看到較大片沙漠地表,一些影像作品拍攝沙漠題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選址。但同時,在綠油油的植被之下,覆蓋的腐殖質和土壤碳化層很薄很薄,扒開表層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細的黃沙。

      用當地治沙勞模和干部群眾的話講,毛烏素消失的是流動沙丘,而不是沙地。重建毛烏素沙地生態系統,恢復千年之前曾經的水草豐美,仍然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。

      “毛烏素沙漠”其實不是沙漠,而是中國四大沙地之一。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專家說,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。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為主導,人為因素起輔助作用;沙地的形成人為因素起首要作用,自然因素為輔。但長期以來,毛烏素被人們習慣性地稱為“沙漠”。

      毛烏素沙地位于陜西省榆林市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之間,沙區占榆林市56.1%的面積,風沙肆虐、土地貧瘠曾長久困擾著當地。“山高盡禿頭,灘地無樹林。黃沙滾滾流,十耕九不收”,是許多上了年紀的榆林人揮之不去的記憶。

      而1000多年前的毛烏素并不是荒涼的模樣。這里出土的史前遺址和漢代墓葬表明,毛烏素曾經水草豐美,有著成片的水田、成群的牛羊和多種多樣的野生動物。唐代以來,這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,戰亂頻繁,元明以后更是濫墾濫牧。到新中國成立之前,毛烏素沙化程度達歷史之最,逐漸退化成為不毛之地,已經嚴重影響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。流沙不斷侵蝕,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。

      歷史性轉變始于上世紀50年代,在國家的支持下,當地人開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歷程。如今,來到毛烏素,昔日的滾滾黃沙已蟄伏在綠油油的植被之下。藍天、白云和無邊遼闊的大地,組成令人流連的塞上風光。

      2018年,第24個世界防治荒漠化與干旱日紀念大會在榆林召開。聯合國副秘書長莫妮卡·巴布在賀信中說,中國是防治荒漠化公約的主席國,希望中國在推動公約履約事業上繼續發揮引領作用,讓中國荒漠化防治的智慧、方案惠及全球。

      千年時光荏苒,毛烏素滾滾黃沙已被綠色植被所縛。而對那些誓將沙漠變綠洲的人們來說,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。

      1000多年前曾經水草豐美

      “毛烏素”是蒙語,意為“不好的水”,荒沙地、鹽堿水似乎是毛烏素的標志。但時光回溯千年,這里卻是水草豐美之地。

      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史前龍山時期至夏的遺址,占地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,雄踞在黃河流域蒼茫的陜北高原上。在4000年前,石峁城是黃河流域的“王者之城”,其面積相當于故宮的5倍多,由三重組成,以皇城臺為核心,內外城環繞拱衛中心,是一個等級分明的都城型城市。

      石峁遺址的核心區——皇城臺依山勢而建,從地面的河溝開始用石頭包著夯土逐層壘起,石砌的城墻在4000年的風雨洗禮下依然堅挺。

      登皇城臺向四周看去,連綿的山,交錯的溝——這是典型的陜北地貌,正如當地民歌中所唱,“見個面面容易,拉話話難”。再往北去幾十公里,就是毛烏素沙地。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中,4000年前的人們,如何修建起一座規模如此宏大的古城?

      考古專家表示,4000年前,這里地貌的起伏更為緩和,河流交匯、水草豐美,石峁古城及其周邊部落不僅種植糧食,還放牧著大量羊群。

      “皇城臺出土了大量的羊骨,統計后數量約在幾十萬頭左右。經過鑒定,這些骨是綿羊的,而不是現在陜北地區普遍飼養的山羊。”石峁遺址考古工作隊隊長邵晶說,“我們推斷,石峁古城的統治階層,曾長期在皇城臺設宴,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領和尊貴賓客。這也說明,當時的石峁區域牧業已經到一定規模。”

      石峁遺址還發掘出種植業的痕跡,因此考古專家們推測,當年這里并非現在所看到的景象,而有著較好的植被覆蓋。這里也是農業文明和牧業文明的交匯之地。

      史料顯示,秦漢時期毛烏素地區是氣候溫暖濕潤的綠洲。漢順帝永建四年(公元129年),漢朝尚書令虞詡在給漢順帝上書的《議復三郡疏》載,這里“沃野千里,谷稼殷積……水草豐美,土宜產牧,牛馬銜尾,群羊塞道”。

      2003年4月,在陜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發現漢代墓葬十余座,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內壁有大面積彩繪壁畫。壁畫上部繪墓主人夫妻半身像。中部左角繪有邸宅四合院,院外右側繪禾堆,禾堆右繪畦狀分割水澆田,畦內長蔬菜農作物;水田前繪水塘,塘中養有鴨子,長著蘆葦;中部右上角繪二人執鋤于苗間,及一男子扶犁,執枝驅二牛耕地。最下部為山中狩獵圖,繪奔跑著的兔子、角羊、野豬、虎豹及騎馬射箭狩獵。這幅彩繪壁畫所繪半山半灘的生活場景圖,與今郝灘一帶地形地貌相仿。

      此外,榆林市榆陽區麻黃梁、神木錦界、橫山黨岔及米脂、綏德等地出土的大量東漢畫像石所刻繪的農耕農作圖、放牧圖、狩獵圖等,證明秦代乃至東漢時期榆林境內還是氣候溫暖濕潤、生態環境優美的綠洲。

      向沙漠退化的生態悲歌

      陜西北部的榆林市,位于毛烏素沙地腹地,沙區面積2.44萬平方公里。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王立榮說,毛烏素的沙化有氣候變化的因素,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。

      從秦代起,榆林便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,戰爭頻繁,戰火彌漫,人口增多。人們長期濫墾濫牧,加之這里氣候干燥,生態環境越趨惡化,北部風沙區土地沙化不斷擴大。到北魏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時,這里已出現了“赤沙阜”“沙陵”,他在《水經注》中記載了這一情況。

      唐朝之后,毛烏素的情況更加惡化,唐長慶二年(公元822年),當地已出現“飛沙為堆,高及城堞”的情形。明萬歷年間(公元1573—1620年),榆林城外之山已是“四望黃沙,不產五谷”,雙山堡(在今榆陽區麻黃梁鎮)至寧夏之花馬池(今鹽池縣城)“榆林衛中、西路多黃沙環擁”。到清雍正年間(公元1723—1733年),榆林城已是“風卷沙土與城平,人往往騎馬自沙土上入城,城門無用之物”。

      榆林當地的記錄顯示,在1949年前的100年間,榆林沙區已有210萬畝農田、牧場被流沙吞沒,剩下的145萬畝農田也被沙丘包圍;390萬畝牧場沙化、鹽漬化;6個縣城、412個村鎮被風沙壓埋。

      1949年6月時,榆林林草覆蓋率僅有1.8%,榆林縣(今榆林市榆陽區)東城墻被沙湮沒,形同沙海“孤島”,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魚河峁。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,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,時有決口。沙區所有河流終年渾濁,每年向黃河輸沙量高達1.9億噸。整個區域形成“沙進人退”的局面。

      在榆林市靖邊縣東坑鎮毛團村,年近期頤的郭成旺老人回憶說,四五十年前毛團村周邊都是黃沙,有時候一場風刮過,地里的莊稼就被沙子全埋了,村里人吃飯燒柴都很困難。

      61歲的毛團村村民王文雙說:“我小的時候,每年10月到來年3月就是刮風,真正是一場風刮半年。沙子到處飛,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見。村子周圍都是沙,走上面半截腿都陷進去。”

      一曲綠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,在毛烏素哀奏千年;毛烏素人久為風沙所苦,卻不知道“苦日子啥時候是個頭”。

      “愚公移山”治沙不已

      黃沙埋地又壓房,這樣的條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遠走他鄉討生活;但是也有許多當地人在風沙中堅守,尋找著轉機。

     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林業會議上,明確提出了“普遍護林,重點造林”的方針。1950年4月,陜西省政府制定了“東自府谷大昌漢,西到定邊鹽場堡,營造陜北防沙林帶”的規劃,國家林場建設與群眾造林工程同步推進。

      1981年,榆林當地政府又制定政策,提出可將“五荒地”(即荒山、荒沙、荒灘、荒坡、荒溝)劃撥給社員,允許長期使用,所植林木歸個人所有。1985年,榆林再次放開政策,允許承包國營和集體的荒沙、荒坡地。

      在政策支持下,榆林有44萬戶農民承包“五荒地”900多萬畝,涌現出不少千畝、萬畝的個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戶。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      1985年,已年過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邊的4.5萬畝沙地種樹。“當時我就想種上樹,擋住風沙,再給村里人弄點柴燒。”郭成旺說,“開始的那些年,風沙太大了,種下的樹常常一晚上就給刮出來。”他咬著牙繼續種,慢慢地,樹木扎下根,扛住了風沙并逐漸成林。

      郭成旺年紀大了,他的兒子、孫子、曾孫子們接手繼續種樹。憑著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,他們將4.5萬畝黃沙變成了林區。

      現在,郭成旺的大兒子郭喜和也已年過古稀,他說:“我記得過去最想的就是讓風沙變小,不要讓我再看見那些風沙梁子。現在這些都實現了。”

      “我爺爺那時候主要種的是楊樹,我現在種的是樟子松。去年我還試著栽上了蘋果樹,過幾年應該就能掛果了。”郭成旺的長孫、49歲的郭建軍說,他最希望毛團村能有更多的經濟林,村里人能從林子里見到經濟效益。

      25歲的郭濤是郭成旺的曾孫,從幼時到成年,他曾親手種下不少樟子松,對這種四季常青的樹木有著深厚的感情。他說:“我最希望的就是這些樟子松快點長起來,早日成材。”

      如今的毛團村不僅不再懼風沙侵襲,還成為遠近聞名的蔬菜基地。王文雙說,由于沙漠里種上了樹,風沙變小了,加上政府引導,2009年東坑鎮的蔬菜種植就成了氣候。現在這里的蔬菜銷售到廣東、云南、浙江、四川等省區,還出口韓國和越南。

      “現在我們毛團村環境好了,產業起來了。只要人勤快,蔬菜價格好,一家子每年掙個十幾、二十萬還是很容易的。”王文雙笑著說,“當年這里到處是沙窩窩的時候,誰能想到還有今天的日子?”

      科學建功縛百萬流沙

      治沙70載,原本有著“駝城”之稱的榆林,森林覆蓋率從0.9%提高到如今的33%,860萬畝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,明沙已經難覓蹤影。陜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長史社強為此感到非常自豪。他說,中國的治沙技術在毛烏素沙地治理實踐中,不斷應用、改進和提高。

      “上世紀60年代,榆林市在全國首創飛播技術。飛播并非把種子撒下去就行,地點、時間和種源都有講究。當時沒有定位系統,地面人員拿鏡子或紅旗站在四角,提示飛播區域。”史社強說,經過反復試驗,種源最終確定為花棒等5種易活灌木,600多畝沙地通過飛播技術得到治理。

      在飛播開展之初,治沙研究所的技術人員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適合在荒沙扎根,就背著鋪蓋到沙區蹲點,和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。他們吃糠、套犁、種草,幾年的堅持下,不僅篩選出合適的植物,還總結出“障壁造林”“開壕栽柳”等多種治沙經驗。

      與飛播同期推進的是,從中國東北地區引進了樟子松,填補毛烏素沙地缺少常綠樹種的空白。“經過十幾年的觀察,我們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、造林的成熟技術,成活率提高到90%以上。”史社強說。

      從一棵樟子松也沒有,到如今的130多萬畝,毛烏素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變化。榆林市氣象局數據顯示,2000年至2018年,沙塵天氣呈現明顯減少趨勢。2000年榆林市發生沙塵暴40天,2014年以后幾乎再也沒有發生過。

      隨著榆林林草面積的不斷擴大,以史社強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著手進行新的研究。“植被面積大了,但是植被種類還比較單一。我們這些年陸續引進彰武松、班克松、長白松等樹種,探索不同樹種的混交種植。”史社強說。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和韌性,但卻充滿希望。

      2003年通車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國首條沙漠高速公路。曾頻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間的司機李寶衛清楚記得,十幾年前走榆靖高速,道路兩旁還是一望無際的黃沙梁,放眼望去滿目蒼茫,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,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繪制了巨型表格。這些草方格主要用來固定沙丘,使流沙不易被風吹起,草方格上栽種沙蒿、檸條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。

      如今行駛在這條高速公路上,不僅看不到流動沙丘,連片的草方格也不見了蹤影,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兩旁延綿不斷的喬木、灌木和草地。車輛行駛在綠色長廊之上,李寶衛感嘆:“這條路變化太大了,哪里還看得出過去是沙漠!”

      當地人說,現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,一直往毛烏素深處走,興許才能如愿。榆林2000年至2018年的植被覆蓋衛星遙感圖片,印證著這一點——一整片黃色逐漸被綠意浸染。榆林也成為全國首個干旱半干旱沙區國家森林城市。

      重建生態“萬里長征”

      現在,毛烏素的流沙已經蟄伏在綠色植被之下。但沙漠真的“消失”了嗎?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?

      張應龍卻說:“造林僅僅是遏制了沙化,治沙只是‘萬里長征’走完了第一步。”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烏素,被四周郁郁蔥蔥的樹林拱衛著。夏日的午后,林間鳥啼蟲鳴,一片歲月靜好。

      但他依然清晰地記著,初到這里時的景象——大漠風沙,日色漸昏,沙丘連著沙丘,起起伏伏延伸到天盡頭,就像民歌里唱的“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”。

      2003年,張應龍帶著全部身家300多萬元,一頭扎進毛烏素治沙。多年過去,他把300平方公里無人區的植被覆蓋率從3%提高到65%,形成38萬畝的林草地。

      “歷史用1000年把草原、森林變成了荒漠,我們用70年把荒漠變成了現在的樣子。但有了綠色并不意味著沙漠‘消失’了。目前的綠色還很脆弱,還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。”張應龍說,“只有生態系統實現了自我循環,毛烏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樣子。”

      多年前,張應龍就開始了重構生態系統的嘗試。他的努力吸引了來自中國科學院、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團隊。專家們在張應龍的治沙基地開展各項研究,也為基地的實踐提供科學指導。

      經過多年的實踐,張應龍找到一種叫“長柄扁桃”的灌木兼備生態與經濟特性。“長柄扁桃根系特別發達,抓沙固土和適應能力更強;存活期長達百余年。一旦成林,能夠長期發揮生態效益。”張應龍說,“一般灌木隔幾年就需要平茬,否則會自然枯死。長柄扁桃卻不需要平茬,能節省大量管護費用。其本身還是一種油料作物,有很好的經濟價值。”

      張應龍在基地中,辟出了長柄扁桃與紫穗槐的混交林、長柄扁桃營養缽大苗林地等多處“實驗林”。他還利用毛烏素沙漠天然形成的“新月狀”沙丘,試驗種植葡萄、藍靛果等經濟作物;自建試驗田,種植藍莓、黑莓、沙地紅棗等,希望沙區也能變成“瓜果之鄉”。

      張應龍的嘗試還在繼續,林地中出現了讓人興奮的變化。“2013年開始,不知道哪里來的榆樹種子在林地里自己長起來了,到現在有幾萬株,說明這里的環境足以讓種子自己生長。”

      隨后,15萬畝的樟子松林地也帶來意外的驚喜。“前幾年我們發現,林地里長出了好多野蘑菇,不知道是什么品種,不敢摘也不敢吃。”張應龍說,“今年專家來一看,說是野生的牛肝菌、羊肚菌,而且品質特別好。數量又多,進林子隨手就能摘一大捧。這可是個大產業!”

      中國科學院院士邵明安,在張應龍的基地中發現了更為可喜的現象——這里林地中出現了“固碳”的現象,這是土壤有機質含量增加、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標志。

      “如何把沙子變成土壤?是我們正在研究的課題。把碳固定下來,土壤的肥力提升了,就能帶出林下經濟。如果這能實現,群眾就能受益。那就真應了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’這句話!”邵明安說。

      在樟子松林中,一層層落下的松針鋪滿了地面。撥開枯枝落葉,能夠看到,地面幾毫米的土壤是黑色,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,呈現半沙半土的狀態。邵明安說,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產生的現象,這里的沙地正在出現生態好轉的變化。“如果是自然修復,良性變化的過程非常緩慢,達到現在的樣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。但是人工干預,加速了這個過程。”邵明安說。

      對此,張應龍也很感慨:“沙地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。破壞生態可能只要很短的時間,治理卻可能需要幾十年、幾百年甚至更長。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,不是我改造了沙漠,而是沙漠教育了我。”

      5年前,張應龍在治沙基地中引進了澳大利亞特有的鴯鹋,目前這些鴯鹋已經安居繁育成功。張應龍準備將這個不斷壯大的“家族”放養在生態初步修復的基地林中。“把鴯鹋放到林地里,能清理樹下雜草,減輕防火壓力。它們將會成為沙漠生態系統實現自我循環的重要一環。”他說。

      張應龍這兩年還試種了30畝水稻,東北長粒香和寧夏的珍珠米都試種成功了,口感不錯。他說:“沙漠里種水稻,因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廣,但我就想證明,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態系統。毛烏素沙地治理已經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,進入護沙用沙的第二步,也開始向喚醒沙漠自我生態循環系統的第三步邁進。”

      有人問張應龍:“沙漠治好了,你準備干什么?”

      “如果有一天,毛烏素生態系統能夠自我循環了,才能說明沙漠真的消失了。那時候我就可以滾蛋了!”張應龍說,“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,我決不會當逃兵。我會扎在沙漠里,繼續喚醒沙漠生命的力量!”(記者梁娟、姜辰蓉、毛海峰)

    來源: 新華每日電訊   轉自:新華網
    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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